2026年4月2日，河北衡水湖。春风尚有凉意，湖面泛起细碎银光。几只青头潜鸭从一处特殊的“网笼”里游出，迟疑片刻，振翅飞向湖心的芦苇荡。

　　“回家吧！”

　　站在岸边，北京林业大学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教授丁长青目送它们远去。

　　手机上的卫星跟踪系统在实时跳动，丁长青的心也随之牵动。“就像自家孩子出了远门，惦记它们能不能顺利找到同伴，吃不吃得饱……”

　　这是全球首次青头潜鸭野化放飞——为了这一天，丁长青和团队努力了整整十年。历经人工饲养繁殖、自然繁育、野化放飞三个阶段，突破野化训练、行为监测等多项技术瓶颈，他们成功探索出一条保护全球极危物种的新路。

　　再将时间线拉长，近三十年间，丁长青踏遍祖国的山川湖泊，只为探寻那些珍稀的“飞羽精灵”，探索保护全球濒危鸟类的“中国方案”。

　　涉水观测

　　丁长青与青头潜鸭的故事，要从2016年说起。

　　彼时，丁长青已是国内外知名的朱鹮研究专家，在秦岭深处追踪这种“东方宝石”已有近二十年。他的办公室挂着朱鹮的分布图，野外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录着朱鹮的巢位、行为、栖息地参数。

　　他本可以就这样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那一年，新的挑战来敲门了。

　　青头潜鸭，曾广泛分布于东亚、东南亚及俄罗斯远东地区，历史上数量颇多。20世纪90年代以来，青头潜鸭种群数量急剧下降。2012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将其列为极危物种，全球野外种群不足1000只。

　　“它们被称为‘鸟中大熊猫’，但人们对这一种群的了解比大熊猫少得多——在什么地方筑巢、吃什么食物、为什么濒危，几乎都是未知数。”谈起自己专攻的鸟类学和保护生物学研究，丁长青一下打开了话匣子。

　　在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区伙伴关系协定的国际保护框架下，需要成立一个青头潜鸭专家组，并推选一位主席。由于这一物种的主要分布区在中国，主席一职最好由中国学者担任，既要有学术背景和国际合作能力，又要能与主管部门顺畅沟通。几经权衡，提名人选落在了丁长青身上。

　　“我当时并不想接手。”丁长青很坦诚，“这相当于要开辟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此前我对青头潜鸭几乎一无所知。”他向国际组织推荐过我国的年轻科学家，但各方觉得资历不够。后来反馈回来的信息显示，如果他再不接手，这个位置可能就要让给其他国家的专家了。“那不行，主动权、话语权都受影响。”丁长青最终决定接下任务。

丁长青在野外考察。

　　接了就干，还得干好。

　　2016年，受原国家林业局委托，北京林业大学牵头成立了“中国青头潜鸭保护与监测工作组”，丁长青担任组长。他的任务是把全国对青头潜鸭感兴趣的个人和组织拧成一股绳，建立青头潜鸭分布地点“一张网”，开展同步野外调查和保护监测。

　　“当了主席不能光挂名。”他说，“我就是喜欢在一线工作，把事儿搞透、搞细。”

　　2018年3月，北京林业大学研究生复试现场。丁长青一眼相中了一个小伙子——本科时做过野外工作，踏实，能吃苦。“复试完我就让他跟原本科院校请假，更改毕业论文题目，直接派到河南民权黄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去了。”丁长青的语气平淡，仿佛在说一件寻常事。

　　但野外工作一点也不寻常。

　　青头潜鸭是一种中等体型的潜水鸭，喜欢在开阔水域活动，繁殖期会躲在芦苇丛或小岛上筑巢。“它们的巢大多建在河心岛或塘埂上，要找到巢，人必须下水。”丁长青带着学生，穿着普通球鞋，卷起裤腿就踏进齐腰深的水里。“常规的涉水裤其实很危险。万一水深或者有浪，水灌进去就沉了，如果不马上脱下来，人会跌倒并站不起来。我们就直接穿衣服下去。”

　　一天下来，身上湿了干、干了湿，反反复复。夏天蚊虫叮咬，冬天寒风刺骨。在衡水湖做冬季调查时，其他高校的同行观测了一周就撤了。丁长青和学生在岸边架起了单筒望远镜，坚持了整个冬季。“团队里还有一名女生也很能吃苦，一般人在户外待上一小时就冻透了，她找了个稍微背风的位置观测水面，一蹲就是一整天。”

　　“要是不下水，就找不到巢。找不到巢，就不知道它在哪儿繁殖、用什么巢材、产几枚蛋、孵化期多长、天敌是谁……这些关键信息，我们必须掌握。”丁长青说，这就是生态学研究中的“笨功夫”。

　　笨功夫没有白费。

　　团队历经多年野外调查，掌握了青头潜鸭筑巢、孵化、觅食等一手资料，观察整理出这一物种的9大类共138种行为。他们还初步摸清了青头潜鸭自然繁殖率低的原因——孵化期水位上涨是导致其繁殖失败的主要原因，一场暴雨就能让整巢卵全军覆没；同时团队也观察到，同域分布的斑嘴鸭会故意破坏青头潜鸭的巢，把蛋踹到水里，导致青头潜鸭的自然繁殖成功率只有20%左右。

　　“这些事儿，不去现场，永远不知道。”丁长青说。

　　巧筑新巢

　　知道问题在哪儿，还得知道怎么解决。

　　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拯救行动。丁长青团队通过多年野外调查摸清了青头潜鸭的“生态需求”——喜欢什么样的水深、什么样的植被、什么样的食物。基于这些数据，他们开启了一条从人工繁育到自然繁育、从易地保护到野化放归的创新之路。

　　2019年，在国家林草局保护司的协调下，北京林业大学与北京动物园、湖北省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合作，从武汉黄陂的祁家湾湿地救护了10枚青头潜鸭弃巢卵，送到北京动物园。“没人知道孵化温度是多少。”北京动物园重点实验室技术员李淑红回忆，团队24小时轮班值守，攻克了一道道技术难题，终于迎来第一只雏鸟破壳。2022年4月，国内首个青头潜鸭人工繁育种群在北京诞生。

　　但丁长青并不满足。“光在动物园里养着，跟养家禽有什么区别？要让它们真正回归自然。”

　　他提出要探索一个“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简单说，就是模拟野外条件，让青头潜鸭在人工控制的环境中实现“自然繁育”：由亲鸟自己孵化、育雏，过程中几乎不接触人类，这样长大的个体才具备野外生存所需的全部行为。

　　2024年，全球唯一的青头潜鸭自然繁育与野化放飞基地在河北衡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落户，北京动物园人工繁育种群的9只成鸟成为首批“住户”。基地建设严格参照野生青头潜鸭栖息地选择特征，模拟自然湿地植被结构、水域环境及食物链特征。约1000平方米的“网笼”内设小岛、半岛、芦苇、荷花、菖蒲以及各种沉水植物，水深控制在1到2米，底部铺满泥，投放了鱼虾螺贝等天然食物。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要搞清楚青头潜鸭需要什么样的环境、它的习性是什么。”丁长青说，“我们把这些需求都综合考虑到，青头潜鸭经过训练以后，放归自然界就有可能成功地生存下去。同时在野化训练的过程中，它们又能够自由配对、营巢、孵化育雏，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自然繁育的过程。”

　　2025年，全球首个青头潜鸭自然繁育种群在衡水湖建立，目前已自然繁育23只青头潜鸭。更关键的是，在团队的精心管理下，通过水位控制、天敌防护等措施，青头潜鸭的繁殖成功率从野外的23%提升到了56%。从数字看起来似乎提升不多，但对于一个极危物种来说，意味着实现了从“步步惊心”到“站住脚跟”的跨越。

　　真正的考验，是让它们做回“野鸭”。10个月的野化训练中，科研人员刻意减少人为接触，倒逼青头潜鸭恢复野性。

　　2026年4月2日，12只经过野化训练的第二代青头潜鸭在衡水湖放飞。10时38分，在野生青头潜鸭的典型栖息地——小湖隔堤，6只直接放飞；15时，在基地，工作人员将野化放飞网笼的侧门缓缓拉开，另外6只通过“软释放”方式游到笼外并自由进出，逐步适应野外环境。其中6只佩戴了卫星跟踪器，将自动记录活动位点和行为状态。

　　“这是全球首次实现青头潜鸭从人工繁育到自然繁育、从易地保护到野化放归自然的关键跨越，彰显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担当的重要实践。”丁长青说。

　　放飞后，丁长青每天都要盯着手机里的追踪软件。“看到它们在水中央，心就宽一点；看到它们老在岸边，就担心——那里有流浪猫、黄鼠狼，还有獾。”

　　一只彩环编号为“FW”的雄鸭，丁长青尤为关注。“我们把它看作这批青头潜鸭先头部队中的第十三只。”他解释，这只雄鸭左脚趾有轻微畸形，走路一瘸一拐。按标准，它不应该被放归野外，但它已经和一只雌鸭配对了，“棒打鸳鸯的事儿不能干。”丁长青和团队讨论了好几次，最终决定让这对“夫妻”一起从“软释放”门出去，结伴融入自然。如今，它们还在网笼附近活动，雌鸭已经准备筑巢。

　　放飞，意味着一个新起点。

　　丁长青说，他们将通过卫星跟踪器，监测青头潜鸭放飞后的生存状态，为改变其濒危状况提供可能。

　　朱鹮复壮

　　如果说青头潜鸭是丁长青的“跨界”挑战，那么朱鹮就是他学术生涯的“初心”。

　　朱鹮是我国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被列为全球濒危物种。历史上，朱鹮曾经广泛分布于东亚地区。但是，从20世纪中叶开始，朱鹮野生种群先后消失，中国自1964年采集到最后一只朱鹮标本后也再无野外记录。

　　1981年，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刘荫增率领考察队，历时3年、行程5万多公里，最终在陕西省洋县的秦岭南麓山区重新发现了7只野生朱鹮。隐身于东方的神秘鸟种在中国重新现身的消息轰动了世界。由此，也开启了我国的朱鹮拯救与保护历程。

　　1997年，油菜花盛开的时节，丁长青第一次走进洋县——当时全国唯一的朱鹮野外种群所在地。

　　彼时，朱鹮重新被发现已过去16年，但这种“东方神鸟”依旧神秘——种群数量和分布地点都属于“机密”，没有保护站许可，外人不得接近。丁长青在洋县停留了两天，没能在野外看到朱鹮，却意外获准参观了朱鹮救护中心。更大的收获是，保护站给了他大约一尺厚的资料——几篇中文文献和标注“保密”字样的内部油印本。不允许带走，他就用了一整宿的时间通读了一遍。“那就是当时朱鹮保护和研究的全部资料了。”

　　1999年，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下，丁长青正式开启朱鹮研究。元旦刚过，他第二次来到洋县。那时他被问得最多的问题是：野生朱鹮有多少只？内部资料记载是50余只，但属于“机密”不能说。那一年，他读了《最后的大熊猫》《朱鹮的遗言》等关于濒危野生动物保护的书籍，书名不免令人伤感。他回忆：“我当时不知道朱鹮的未来会怎样。但真心希望若干年后，我们写朱鹮故事时，题目是《幸运的朱鹮》《重生的朱鹮》。”

　　丁长青没有让这份希望落空。

　　同样是从最笨的功夫做起。他给朱鹮戴上无线电跟踪器，每天扛着接收机在山里追鸟。最大的困惑是：每年繁殖季能数出十几只出飞的幼鸟，年底一算总数，这些鸟儿却总是“不知去向”。无线电跟踪给出了答案——朱鹮的觅食范围远比想象的大，有些个体会扩散到几十公里外，甚至翻过秦岭。这一发现直接推动了保护区管理和巡护边界的调整。

　　更令他揪心的是栖息地被污染。2000年前后，他在汉江沿岸发现朱鹮的一些觅食地附近有工厂排污；保护区内，也出现了偷偷使用农药的情况。“朱鹮主要在稻田里觅食泥鳅、黄鳝，用了农药，食物链就会积累毒素，水生生物量也会明显下降。”丁长青没有止步于论文，他向当时的国家林业局反映情况，争取经费给巢区周边特定地块的农民发放补贴——“还记得当时的标准是每亩260元，条件是禁用农药化肥”。随后，他又与保护区、世界自然基金会合作，推动开展有机农业及“朱鹮牌”绿色稻米诞生。这是中国最早的“鸟类友好型”农产品之一。

　　此后二十余年，洋县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当地累计认证有机产品15大类115种，注册“朱鹮”商标50多种，有机产业年产值达到55亿元。朱鹮保护带来的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被评估为每年约35.81亿元。

　　绿水青山真正成了金山银山。

　　截至2025年底，全国已建立朱鹮人工繁育种群20余处、数量超过1800只。野化放归和再引入项目在陕西宁陕、铜川，河南罗山，浙江德清等10余处地点实施，再引入种群达900余只。全球朱鹮种群从1981年的孤羽7只增长到2025年的1万余只。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将朱鹮受胁等级从极危降至濒危；中国的朱鹮保护也被誉为“世界濒危物种保护的成功典范”。

　　前路漫漫

　　近年来，丁长青对朱鹮的研究也延伸到更细的领域。他和团队通过稳定同位素分析发现，山地朱鹮吃泥鳅、黄鳝，蛋白质高，但食物少，采取“少生但长寿”的生活史策略；平原朱鹮吃昆虫多，产卵多但繁殖寿命短。他们还确定了朱鹮的“惊飞距离”——山区的朱鹮离人60米就飞，平原的30米仍安之若素，说明胆大的个体先扩散。“这类深层次的科学研究，离不开长期观测与持续积累，绝非短期攻关就能完成。”丁长青说。

　　从1999年至今，丁长青连续主持了8个朱鹮相关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发表了数十篇论文，出版了《朱鹮研究》专著。但他最看重的，不是这些“硬通货”。

　　丁长青曾为自己的导师、我国著名鸟类生态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郑光美先生写过一篇纪念文章，里面有一句话：“先生是一座山，我们都是登山的人。”

　　“郑先生曾教导我：做学问要‘扎下去’，不要‘漂着’。” 这句叮嘱，丁长青始终铭记于心，他也以此为准则，严格要求自己的学生。

　　丁长青说，“真正走得远的，往往是那些看起来‘笨拙’的路。”他要求学生的野外记录本必须规范——时间、地点、天气、行为、距离、持续时长，一项不能少。“有些学生能听进去，有些听不进去。我相信他们以后会悟到。”

　　从朱鹮到青头潜鸭，从秦岭到衡水湖，从不足100只到1万余只——丁长青带领团队，逐步为这些“飞羽精灵”建立起全链条保护体系。

　　最令他高兴的，是听到洋县的农民说“朱鹮是我们这里的宝”；是看到衡水湖里，青头潜鸭带着雏鸟在芦苇丛中穿梭。

　　如今，那些放飞的青头潜鸭，有的已经游到了湖心，有的还在岸边徘徊。波光粼粼的湖面上，几只青头潜鸭猛地扎进水里，片刻又冒出头来，悠然游向远方。

　　随着放飞的青头潜鸭跟随野生种群迁徙，科研团队有望发现这一物种在我国东北和俄罗斯远东地区历史繁殖地的具体位置，为下一步专项调查和制定针对性保护措施提供重要依据。

　　丁长青又看了一眼手机上的跟踪数据。

　　“路还长着呢。”